(18)角膜移植案被罗克辛当作博爱目的的欺骗，与前述明星献血案属于同一类型。

(20)参见晋涛、刘士心：《刑法中因果关系认定新探——兼论介入因素因果关系》，载《华侨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第64-65页。一方面，介入型因果判断作为多因素的复杂因果关系判断，其特殊之处在于：通常在事实上形成明确的多因一果局面，介入因素与实行行为作为共同的促果条件在归因意义上不存在前者对后者的中断与替代的关系。

第二，假设伤害行为创设了轻伤危险，接下来的判断要看被害人不遵医嘱而致使轻伤的行为到底是原有伤害行为危险的实现还是被害人新创设的危险的实现。因此投毒者行为时就创设了致死危险，且在因果发展中实现为结果，因果关系自然成立。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传统因果关系理论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还是后来因果关系理论发展形成的条件说、合法则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论，都是从不同角度与立场对因果关系认定提出的各自理解，在具体适用时还常得出殊途同归的结论。在早期没有清晰区分归因与归责时，作为补充的中断说或回溯禁止理论可以起到在归因框架内部分解决归责问题的有效作用。(32)参见[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第3版)，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页。

此外，介入因素本身并不限于可规范评价的被害者或第三者行为，还包括本身难以进行规范评价的事实或事件，(46)如被害人治疗过程中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医院失火、停电等因素，因此介入因素及其创设危险本身也不具备一般的进行规范评价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即前述假设案例情形中，影响行为危险是否包括致死结果从而最终影响因果关系判断的并非是投毒者对被害人疾病的特殊认知，而是被害人疾病这一介入事实因素本身是否一开始就纳入行为危险的判断范围。马岭教授曾经撰文认为和谐权在权利属性上与现行的基本人权的权利属性不一致、不兼容，继而对和谐权权能的正当性提出了质疑。

人权保护的国内法机制也没有真正解决这个人权理论的基本问题。如果没有和平权，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无法真正建立。和平权利概念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意义，基于此概念，世界和平由人类追求的理想变成了一种基本的生存需要，和平不再仅仅作为人权国际化的目的，而成了人类不可剥夺的一种权利。和平权中的和平对于权利主体来说，既可以是享有，也可以是创造维护强化等权利行使方式，是围绕着和平形成的一系列行为可能性。

据《辞源》考证，和平意指战乱平息、秩序安定。因此，如果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制度抓手，和平权和谐权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和谐也不能是个人实际享有的物，不是个人所能占有、使用、处分的对象。从关于和谐权的学术文献数量可以判断，至少和谐权尚未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邱本教授从人权发展的历史维度强调指出，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其是一个不断从不和谐社会向和谐社会发展的历史，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由于这种权能主张具有一定的抽象性，所以，对于基本人权的传统义务保障主体国家和政府来说，在保障和谐权方面就必须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即徐显明教授所强调的在法律上，和谐权对公共权力的要求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不独追求幸福是获得个人身心和谐的权利定在，国家治理中的善政良治更是达致人与人和谐即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

从徐显明教授对和谐权提出的制度要求来看，和谐权是国家和政府应当给予的一种整体性福利，也就是说，如果其他性质的基本人权都在实际生活中对应着个体的某一方面的特殊利益，而和谐权给个体承诺的应当是个体能够心满意足的整体性幸福状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的真正自由的实现，即由必然王国转向自由王国，由片面发展走向全面发展，其最终目标不仅是个体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且包括全体社会成员的全面而自由的实现。但从上文对和平权和谐权所具有的权利功能分析来看，要充分实现基本人权制度在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方面的制度功能，就必须要对基本人权保护制度体系化。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

政治进步不断从斗争对抗走向对话协商，协商已经成为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政治是达到和谐的手段，政治在不断和谐化。徐显明教授在《和谐权：第四代人权》一文中提出：在法律上，和谐权对公共权力的要求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不独追求幸福是获得个人身心和谐的权利定在，国家治理中的善政良治更是达致人与人和谐即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

其要切实通过人权保护机制来得到落实，还需要作很多法理上的阐释和说明。建设和谐社会的实践要远远走在和谐权下国家和政府义务和责任理论构建的前面。

但值得关注的是，以1948年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为起点，在二战后世界各国宪法法律中普遍加以保护的基本人权，并没有建立在严格的人权理论论证基础之上民事权利因为其具体性，所以通常会以相应的具体民事义务作为法律制度上的对价，而基本人权往往是以集合性权利的形式与集合性义务相对应，故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往往具有抽象与具体、手段与目标、条件与结果相统一的特征。莫纪宏，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人被公权力善待是和谐权的价值所在，也是和谐权的法律要素。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和谐权目前只限于中国学者的学术探讨，因此，缺少制度上的现实表征。

事实上，纷繁复杂的人权保护体系给予每一个自然人个体保护的只是相互隔离的局部或者是部分人权利益，在整个国际人权保护机制中，并没有一个从整体上来全面满足个人整体性的人权需求的人权保护体系。和在现代哲学语言里有着融合的意蕴，以和为基，世间万物得以和谐生存和发展。

关于和谐及于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所必需具有的制度特征，以及国家和政府承担更大强度的基本人权保障义务从而来实现和谐价值目标，在我国人权保障的政策层面也有比较清晰的表述。它表明在权利体系内部各权利之间的协调统一状况，而这应是解决权利冲突的一种结果或状态。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与和平与和谐相关的权利概念的学术渊源 在汉语中，和平与和谐这两个词组中都有一个和字。只有和声和弦之音才能悦耳动听，否则就会成为杂音。

本文试图通过权利理论的一般逻辑构造来剖析和平权和谐权在法理上的可靠性程度，从而在学术上探索一条更好地发挥和平和谐的价值功能的法理路径。在这里，和谐权是对权利的一种形容。事实上，和平权与和谐权作为两个有争议的权利术语，不仅在和字上同义，而且在权利功能上也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当和平权和谐权在全球范围内真正得到保护之时，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真正成为人的尊严和权利得到有效实现的制度抓手和人际交往平台。

至于说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则是和平权引申意义上的内涵。杨海坤教授在《和平权入宪刍议》一文中明确地表示：在人权的演进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人权大都经历了人权理念－人权宣言－宪法原则或宪法权利－人权法律保障和其他保障等这些不同的阶段才最终实现实证化。

所以说，传统的基本人权理论存在着以偏概全、以部分代整体乃至人权悖论的弊端，没有科学和全面地为每一自然人提供一份真正让个体获得全面身心满足的人权清单。人权保护的国内法机制也没有真正解决这个人权理论的基本问题。

和谐是权利追求的价值，但和谐权本身不是权利，将权利价值等同于权利是在偷换概念。从个体对人权的需求结构来看，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人权问题得到了解决并不意味着个体的整体人权状况就得到了根本的改善，个体的身心协调以及与他人交往中的和谐状况对于个体人权需求的满足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至于说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应当是对享有和平的权利的实现方式的另一种规范表达形式，是消极意义上的享有和平的权利，可以视为享有和平的权利的一种特殊形态或者最基础的权能。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将社会更加和谐作为重要目标提出。邱本教授认为，和谐权是第四代人权，它具有深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基础。和谐权作为一个形容词放在权利前面只能是对权利的一种修饰而不是对权利的定性。

尽管有的学者提出和平权和谐权只具有手段功能，但是基本人权本身的价值是相互关联的，不仅许多基本权利存在权利规范之间的竞合问题，也就是说多项基本权利用于保护同一项法益，而且基本权利的权能之间也存在手段与目的逻辑链条上的紧密逻辑联系。2016年12月19日召开的联合国第七十一届大会进一步审议了该宣言。

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主要是通过排除对个体享有和平的权利的外在威胁来实现这一权利，但享有和平的权利不能仅仅停留在消极意义上的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还应当包含更广泛意义上的享有方式和内容。盖因《和平权利宣言》在起草中本身就充满了矛盾和争议，特别是在和平权是否具有基本人权属性上就存在巨大争议。

如果从生存权、人格权的法律属性来认识和平权，不难发现，和平权仍然属于第三代意义上的人权，其权能应当有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属于基本人权保障体系中最基础性的人权。和平权入宪则标志着和平权从规范层面获得了最高法律保障，从而更有助于获得保护和实现。